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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5-04-05 18:29:56编辑：傲雪欺霜网浏览（98）

[11] 在1954年《宪法》颁布实施之初，最高也被认为体现了我们国家的国家权力的统一性，由此区别于实行三权分立原则的国家的国家权力的可分性。

四、结语 明确将行政行为定位为行政程序的做法超越了过去局限于行政主体—相对人的纵向对立结构，将横向关系引入到了行政法学考察中来。这不仅导致了大量现实中影响公民权益的所谓事实行为备受法学研究忽视，且许多节点实际是处在到底是否产生法律效果的灰色地带，如较传统的意见纲要、行政检查、行政指导或者较新的行政信用评价等，到底将它们定位为法律行为还是事实行为存在困难。



[14]参见同前注[12]，江利红文，第149页。如果一来，譬如行政接管（形成决定）、落户积分（确认决定）、颁发护照（确认决定）、出示健康码义务（命令决定）等诸多现实中繁杂的规范权利义务行为都能予以定位。[15]参见闫尔宝：《论作为行政诉讼法基础概念的行政行为》，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第56页。[35]参见张翔：《我国国家权力配置原则的功能主义解释》，载《中外法学》2018年第2期，第281-303页。不同判断程序可以进行组合与联动，比起单一程序能够更有效且适合达到实体法目的。

里程序与表程序将行政决策定位为行政行为概念第三维度的专业术语，使得行政决策合法性与行政行为合法性全面勾连在一起，并且里程序与表程序的互为表里关系同样使得主体、权限与程序合法性随着内容合法性指挥棒的变化而动态调整。第一，行政实体法律关系是社会横向利益主体之间的利害关系，由行政行为依据的行政实体法律规范本身所形成，这其中的关键词是利益主体与利害关系。[53]参见[美]罗纳德·德沃金：《自由的法：对美国宪法的道德解读》，刘丽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3—17页。

这就是为何陈景辉教授称这种意义的根本法只是宪法的偶然内容而非必然属性。事实上，就指向行动而言，作为授权立法规范的宪法，同样在最终意义上指向人们的行动，只不过它是通过授权法律直接指向行动的方式间接地指向行动的。沿着这一问题意识，本文将作如下安排：首先，结合现有研究整理出两种提供宪法作为立法根据之理由的理论方案，它们分别诉诸宪法的最高法性质和根本法性质，将宪法分别视作法律的授权规则与框架规则。[15]参见黄明涛：形式主义宪法观及其修正——从‘宪制性人大立法说起，《中国法律评论》2022年第3期，第155页。

五、框架法方案无法说明宪法的根本法性质——基于概念分析的批评 如果宪法直接指向人们的行动，并扮演普通法律的抽象框架，那将不仅有违民主价值，还会面临不少逻辑问题。[32] （一）客观价值秩序理论与宪法的根本法性质 某种对宪法根本法性质的特定解读，将宪法理解为自身包含着对几乎所有公共问题的答案……认为部门法皆由其出，与之有相似的基因、共同的目的、交叠的调整对象，它们都是宪法的‘具体化……宪法本身则被视为抽象、缺乏具体规范性的‘纲领性文件[33]。



[23]根据这一理论，宪法作为授权立法规则，对应于法律世界中的次级规则，准确地说，它属于承认规则。其中，诉诸宪法最高法性质的授权法方案来自法概念层面，它具有一般性，无需另行证明。[56]然而，这不意味着各种实体价值就能以此为由被任意填充到宪法内。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宪法应只规定民主的条件，只要符合这些民主条件，理论上立法者可以就任何种类的事项立法，那种认为没有内容依据不得立法、立法就是将宪法中已有的抽象规定具体化的观点是错误的。

[18]参见注[17]，第218—219页。而诉诸宪法根本法性质的框架法方案与法概念无关，它不具有必然性，需要通过其他理由来证立。其中第一种理由来自法概念层面，具有一般性，无须另行证明。这种两分的归纳可能会招致批评。

[36]根据该理论，宪法是所有其他法律的抽象框架。宪法具有最高效力和宪法内容具有根本意义，乃出自两种不同的理由。



[71]因此，只要规定立法过程的那部法律是正当的，整个法体系的效力就得到了说明。从表面来看，在保护民主价值上，政治立宪主义似乎要更加彻底。

法律宪法在民主政治中的意义是保护特定价值、约束日常政治，而非提供全面蓝图、主导日常政治。通常来说，这包括立法程序符合宪法授权以及立法内容符合宪法授权两个部分。[74]例如，以宪法中的言论自由条款为例，有学者就认为其保护的只是公民在公法上的言论自由，而无关个人在私法上的言论自由。另一理由则偏向于诉诸宪法的根本法性质，认为立法应当根据宪法是因为宪法在内容上比法律更根本、更重要。摘要:  要准确解释实在法中的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规定，需在理论层面先回答立法为何应当根据宪法。除非认同法律有效力就等于法律有强制性，否则这种观点也是无法接受的。

这些对于宪法性质的不同意见，在宪法根据研究中演变为宪法根据二元论和宪法根据一元论。至于其他规则是否存在，即是否有效力，则只要根据这些规则（即承认规则）来判定即可。

宪法是否是与普通法律规范性质相同的抽象法律框架，这是一件可争论的事。对于宪法的这种最高法和授权立法规范性质，法律层级结构理论提供了最基本的说明。

其二，它无法说明宪法的根本法性质，其指向行动和内容抽象两个特点均与宪法根本性无关。[67]See Stephen Gardbaum,The Place of Constitutional Law in the Legal System, in Michel Rosenfeld Andras Sajo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 p.172. [68]参见注[46]，第48页。

[64]参见注[8]，翟小波文，第19页。刘亦艾，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不必要的重复本身就是非理性的，只不过它可能没有大的危害。有关质疑最早出现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合宪性的争论中。

[22][英]哈特：《法律的概念》，许家馨、李冠宜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98页。就此而言，立法应当根据宪法，不是因为宪法是立法的程序法，而是因为当调整相同对象时，宪法更加根本、更为重要，所以抽象的宪法理应指导具体的立法。

客观价值秩序理论，简单来说，就是基本权利不仅是主观法，还是表征客观价值秩序的客观法。如哈特就曾指出，作为法效力的判准，承认规则可以将道德原则或实质价值包括进来，它们可以是对立法内容的实质限制。

民主 引言 宪法与立法的关系是一项经典话题。当宪法不仅包含对立法的程序约束，还包括对立法的内容约束时，它就是一种实质性授权立法规范。

参见姜峰：宪法的结构性与公共审议功能——兼对全能论宪法观的反思，《中国法律评论》2020年第6期，第105—108页。[70]哈贝马斯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不是每一部法律都要经过合理性或实效性的检验才能拥有效力，大量普通法律的效力都是通过满足某种内容要求的立法过程来获得的。普通法律规则通过承认规则获得效力，承认规则通过社会规则的性质自证效力。[6]故对于准确解释根据宪法母法等概念而言，在宪法教义学之外或许还需建立起一套关于宪法基本性质的整体看法……进入到宪法的‘一般理论当中。

就此而言，宪法是法体系中的最高法，这不仅是对宪法自身性质的说明，即宪法是法体系中拥有最高效力的法律规范，它还是对法体系结构的说明，即法体系并不是平面展开的，而是呈现层级构造，其中一定存在普通法律和宪法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这可以被简称为宪法作为立法根据的授权法方案。

这种任意对待宪法内容的做法将大大地挑战前文围绕民主所形成的结论。那些认为宪法需要就行政权和司法权进行约束的主张，其实都可以通过针对行政法和诉讼法的宪法授权规范而间接地得到实现。

因此，框架法方案无法说明宪法的根本法性质，不符合宪法概念的要求。[53]例如认为，在宪法中规定基本权利不是为了反对民主，而是为了促进实现个体的自治，使人们得以在不受日常政治带来的非正当限制的前提下自由选择生活方式。